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打算用最短的时间改变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在1958年1月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方针，提出了大跃进的主张。

3月间，在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又将1958年的计划和预算指标大幅度提高。5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充分肯定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号召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情况下，6月间，在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钢产量要比1957年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粮食产量要比1957年增长69—90％达到6000一7000亿斤、棉花产量要比1957年增产一倍达到7000万担。其他指标也不断加码。会后，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为了强求完成钢的任务，在全国发动了‘以钢为纲”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为了追求完成农业产品的高指标，许多地区和单位违反科学规律，大搞所谓“深翻改土”和“高度密植”，甚至虚报浮，弄虚作假，大放高产“卫星”。在钢铁、粮食生产“大跃进”的带动下，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也都开展了“全民大办”的大跃进运动。

虽然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对运动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有所发现和纠正，但从1959年“反右倾”斗争开始后，上述错误又重新泛滥开来，直到1960年冬才被停止。大跃进运动给生产力带来严重破坏，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使国家和人民遭到了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