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位置: 廉政史话 > 正文

回答“梁漱溟之问”——读《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

信息来源:纪委    发布日期:2017-09-18    被阅览数:1208



 
  
   
  
  
   
  
 




《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一书以“梁漱溟之问”开篇。60多年前,梁漱溟曾问:“中国以什么贡献世界?”对于正在由大国走向强国、正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中国来说,“梁漱溟之问”是崛起中的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本书作者认为,做出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制度性贡献、文化性贡献、和平性贡献的中国道路,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珍贵礼物。此言不谬,中国道路既是破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难题的成功实践,也是紧扣时代命题、创新全球治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实践。


用大历史观审视“梁漱溟之问”,中国道路正处于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点,需要在保持历史延续性之上进行创造性发展


中国道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用大历史观看“梁漱溟之问”,在绵延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有“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构想,经过几千年的思想演变,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图景。“梁漱溟之问”既是对中国价值和地位的历史忧患,也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中国对于“梁漱溟之问”的回答贯穿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凝结在历代仁人志士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不懈努力之中。孙中山说:“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毛泽东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说:“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可见,为世界和人类做贡献的追求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给“梁漱溟之问”一个有力的回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大国胸怀、大国气魄首先是一种文化气派、文化格局,打破西方学者的“历史终结论”需要有超越西方话语的文化塑造力。季羡林曾说:“中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文化大国,最有可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是中国文化。”开放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又要在世界变局中不断自我革新。学者高全喜认为:“当今时代正处在古今之变的最后关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现在是处在砥柱中流的最关键时期。一百七十年过去了,这个古今之变的制度难题,是我们要处理的中心问题,也是历史演进论的中心问题。所以我们要用历史演进论的视角来处理中国的文化传统,来处理儒家思想的流变、赓续与发展问题。”当代中国要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础上,实现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文明转型,就必须在整个人类文明演化的大脉络中把握中国文明的位置和未来,拓展更加开阔的文明空间,探寻超越“古今中西”的文明路径,将中国价值观更加生动地传达给世界。


从忧患意识到道路自信,中国人民在对于“梁漱溟之问”历经千辛万苦。2016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为人类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未来岁月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也必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来的探索发展、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奋斗历程和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息息相关。中国道路的成功,既是对西方路径依赖的打破,也为拓展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奠定了基础。《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一书指出:“中国绵延数千年传承不辍的政治传统是中国政治发展最根本的国情,对它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深层的合法性依凭。”中国需要在保持历史延续性之上进行创造性发展,为此,做好对历史的继承与创新至关重要。


用全球视角审视“梁漱溟之问”,当代中国在世界变局中扮演空前重要的角色,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大作为提供了典范


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是建立在快速发展基础上对共同繁荣的追求。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这一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坚定了为人类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的中国信心。在中国影响力持续提高的今天,我们要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用中国倡议、中国梦想、中国故事引领21世纪人类新文明。


中国一向就有从“天下”视角思考问题、彰显“平天下”责任担当的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密不可分。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正在深刻演变,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国际体系加剧变动,国际政治不确定性上升,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给中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成为世界瞩目的主角。2016年11月17日,联合国大会首次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挑战,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表达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是面向未来的积极作为,也是保持强大战略定力的必然选择。从家国情怀到心系天下,从修齐治平到协和万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空前紧密地结合起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大作为提供了典范。


“一带一路”倡议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提倡构建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全球经济,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新的理念,也连通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和21世纪世界发展走向,体现了中国精神与全球思维有机融合解决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公平、贫富差距等世界性问题的努力,对于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展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大格局、大气魄、大手笔。学者王义桅说:“‘一带一路’四个字可谓浓缩了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五千年文明智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这个中国特色越来越对别的国家产生吸引力,具有世界意义。”“中国特色”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而是与世界对话的一个平台、一把钥匙,是“中国方案”的底色。扩大“中国方案”的影响力,将“中国方案”变成国际共识,既能够给全球化注入新动力,又能够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提供可以复制的经验。


用时代眼光审视“梁漱溟之问”,把中国发展置于国际背景下进行思考和谋划,做到内外兼修


担负世界使命、承担国际责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中国发展的自觉。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与当代中国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课题是一致的。回答“梁漱溟之问”既要有中国特色、道路自信,也要有全球视角、开放心态,把中国发展置于国际背景下进行思考和谋划,更加理性的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做到内外兼修。葛剑雄说:“了解中国的国情固然重要,了解世界的情况更加重要。只有了解‘世情’,才能真正认识到国情的意义或价值。”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是紧密关联的,中国问题不可能得到孤立地解决,只有主动参与世界问题的解决,中国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中国话语也会得到有效建构,世界机遇才会转化为中国机遇,中国机遇也就会转化为世界机遇。


有学者认为:“未来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将是中国继续为世界做出贡献的时期,也将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时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具有独特优势,是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体现了高度的制度自信,也体现了推进制度创新、为世界做出制度性贡献的决心。


国家是寻求国家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只有参加有效的国际合作,才能够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当今世界,国与国的竞争,日益演变为价值观较量和软实力的竞争。以积极主动姿态为打造包容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贡献,既是以审时度势的大智慧来把握自身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也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回答“梁漱溟之问”既要有经济实力,又要有思想高度,既要有大国担当,又要有大国作为,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一定会实现“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目标。


(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丁国强系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